《我在西藏五十年》——第97篇：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7-26 19:19:22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97篇：一个有惊无险的 “故事”
1959年平叛斗争胜利结束之后，西藏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百万农奴翻身作了主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在牧区，除没收叛乱领主和叛乱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所有外，对整个牧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予变更，并实行了不斗争、不分配牲畜和不在牧区划分阶级的“三不”政策。除三大领主之外，其余的人统统称之为牧民（包括牧工）。同时还决定，在牧区开展三反两利（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运动。1962年9月，中央批复西藏工委《关于牧区当前若干政策的规定》（修正稿。也就是那年代所说的“牧区三十条”），强调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依靠劳动人民（特别是贫苦牧民和牧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阶级路线。1964年1月，西藏工委在《关于牧区在处理未叛领主、领主代理人、牧主问题时应注意的三点意见》中又指出：凡是未叛领主、领主代理人、牧主，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均不应该按敌对阶级分子看待，要把他们看成朋友，对他们有团结有斗争。
前塔乡有叫做巴纳的一户人家，家里两兄弟都是“喇嘛”。因为苯教的喇嘛允许结婚生子，而且生的儿子无论有几个，世代相传，个个都是喇嘛。就像巴青一句俗话说的：“喇嘛布喇嘛印，本布本印”（喇嘛的儿子就是喇嘛，“本”（头人）的儿子就是本）。而其他信教群众皈依之后进入寺庙，除了极个别特别优秀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有希望得到“朵登”（觉者）的称号之外，绝大部分人直至老死也依旧是一个“扎巴”（过去有人将之译为和尚，我认为还是译为僧人较妥当）。这也是苯教与其他藏传佛教（宁马派除外）的不同之处。
1959年，这喇嘛兄弟俩领上全家老小，赶着牲畜，翻过唐古拉山去了“仲”地（唐古拉山北麓那一大片荒原）参加了叛乱，1960年人民解放军对该地区发动攻击，叛匪全被歼灭，两兄弟也当了俘虏，经过教育后被释放回到格尔滩。只是他们原来在日昌的几间土房子，已经按照政策被没收，归县牧场和前塔乡政府共同使用，工作组便安排他们在嘎斗组住了下来。平时组织群众开会学习时，也没有让他们参加，只是在迁移草场和秋天割草时，偶尔能见到这两兄弟的身影。曹书记好几次问我，巴纳家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我也多次问过乡干部和贫牧群众，但大家都是摇摇头，说一声：“辛勒没（不知道）。”
1964年秋天开始收割牧草了。一天噶斗的行政小组长格珠气冲冲地来找我，说：“最近次旺一点也不遵守组里的安排，净挑好的吃，根拉你看怎么办？”我笑着问：“他挑吃什么了，惹得你这么生气？”罗则在一旁替格珠解释说：“他是说巴纳家的次旺不服从组里的统一安排，这次割草时尽挑好的草场割。”我对罗则说：“今晚上组织群众学习时，通知次旺也来参加，让大家在会上好好教育教育他。”但晚上开会时，次旺没有来，来的是他的弟弟南珠。南珠点头哈腰地吐着舌头，低声下气地对我说：“本部拉（长官），次旺上午去区里买茶叶还没有回来，我就来了。”他那虚情假意的表情，想要证明的似乎是：“看，我这么老实，你总该高兴了吧？”
开会时，组长格珠先讲话，他说：“这几天大家都能够按照组里的统一安排割草，很好，很好。可是，也有个别的人不听安排，净挑好草场割，还将其他草场践踏得一塌糊涂。希望大家给这样的人提一提意见。”人们七嘴八舌，但矛头不约而同都集中到了喇嘛南珠的身上。南珠低头哈腰地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山上放牧，都是阿觉（哥哥）次旺带人在割草，情况我不清楚。”一位老年牧民洛珠说：“今日次旺不在，那你就先讲讲自己的事情吧。”南珠一直低着头，不吭声。洛珠憋不住了，生气地站起身来说：“你不讲？那好。就让我来替你讲讲吧。这一向你一直在山上放羊是不假，可你在山上时，经常跟大家都讲了一些什么话？你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说吧。”南珠以攻为守地说：“我天天在山上，就是跟着牛羊屁股转，能够跟它们讲些什么话呀？”一个年青小伙子说：“你好多次对我们讲，‘仲’地多么多么好，糌粑堆得像‘部地’（小山），牛奶就像是从‘曲果’（泉眼）里流出来的，多得很。你说的那些话，自己都忘记了吗？”南珠仍然低着头，一声也不吭。另一个中年牧民嘎旺站起来说：“你不光是在山上讲‘仲’地如何如何的好，你家里冬罢、野罢（冬、夏帐篷）样样都有，今年夏天又专门请人在家里赶着做了一顶‘库儿’（布帐篷），我问你，你们家就那么几口人，要那么多的帐篷干什么？是不是想带着轻巧的布帐篷再‘仲’地去叛乱？”我发现就是嘎旺的这一句问话，南珠那原本低着的头就像是被大太阳晒蔫了的一只葫芦，差不多都快要抵到自己的膝盖上去了，全身也像筛子般轻轻地抖了起来。我悄悄对罗则说：“这个情况很重要，别放过去，得好好问一问。”罗则站起身来，让大家安静，然后对南珠说：“南珠你好好听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讲清楚，次旺的事情你也不用往自己身上拉。”南珠就是不吭声。一位了解南珠历史的老人格桑说：“听说那一年你在‘仲’地被解放军俘虏时，已经病得快要死了，是解放军的门巴（医生）给你打针吃药，才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还想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你的良心都让狗吃掉了？”一些人听到这里，按捺不住纷纷站了起来，指责南珠忘恩负义，是改不了吃屎的狗。更有一些经常同南珠在山上一起放牧的人，纷纷将他在山上散布的一些反动言论，你一言我一语地都检举了出来。那架势，真可以称得上是乱箭齐发。有的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想要对他动手动脚了。原来我打算开的一个小小批判会，不知不觉竟变成了一场斗争会，这可是大大超出了我这个小小工作组长的职权范围。我连忙站起身来，想要制止住这混乱的场面。但人多嘴杂，根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了。这时候，南珠也慌了神，好像是坚持不下去了，他浑身哆嗦着，吞吞吐吐地喊出了一声：“阿纳念都，阿纳念都（我有罪）。准备去‘仲’地的事情， ‘公却松’（向三宝起誓），那可全都是次旺的主意呀。”接着他就装模做样地号啕大哭起来了。在众人的追问之下，南珠哭着将次旺早就串联好了几个人，准备先杀了工作组（也就是罗则和我），夺了枪再去‘仲地’的事情，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想教训教训次旺的一次小组会，竟然开出了如此的一个结果。特别是南珠最后的那些话，让我想起县委天天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县委刘书记还亲自挂帅，在江绵区抓喇嘛森巴的复叛案子，已经调查了几个月，一直也没有结案。真没有想到，今天这么简单，我和罗则就将前塔乡的这个“盖子”揭开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呀。但同时我也为自己和罗则庆幸：若今日南珠说的当真，这两兄弟的复叛计划，头一个攻击目标可就是我和罗则的两支枪和两条命了。如今揭开了这个“盖子”，首先“受益”者当然也是我和罗则两个人了。
我连忙同罗则商量，立即组织几个贫苦牧民积极分子将南珠控制住。然后，让罗则连夜去区里报告情况，并搞清楚次旺今晚上在哪里借宿，将他也立即控制起来。我又写了一封信，让人连夜送到县里去，将这件事情报告了刘书记。第二天早上，先是罗则和乡文书次旺押着喇嘛次旺回来了，下午，刘书记和县公安局保局长，领着县中队队长和四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也骑马来到了格尔滩。经过调查取证，原来次旺1959年在‘仲’地时，就是叛匪总指挥罗布次仁、老娃喇嘛的死党，在平叛部队的有力打击下，实在走投无路才投降了解放军。1960年获释回到前塔乡，表面上假装老实，可是这两个喇嘛心里面，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们那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处心积虑地妄图复辟他们宣称的“最美好、最神圣、最完善”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几年竟偷偷地已经串联好了十来个人，连杀人的凶器——一把两尺来长的铁“栋”（矛）都准备好了。准备趁我和罗则组织群众开会时，由一个叫工则的人将“栋”藏在藏袍里，坐到我的对面，趁机先杀了我，抢到冲锋枪，再干掉罗则，有了两支枪之后，再顺路去长乃区杀几个干部，再夺几枝枪，然后就到‘仲’地去。
我想起1959年叛乱分子那荒唐不经的“糌粑山、牛奶泉”的弥天大谎，就问次旺：“1959年你不是到‘仲’地去过了吗？你见到糌粑‘布地’（藏语：糌粑山）牛奶‘曲果’（藏语：牛奶泉）了吗？”他将头低到了膝盖上，仍然不回答我的问话。
后来审讯时，县公安局包局长问次旺：“你早就有了预谋，为什么一直没有行动？”次旺交代说：“罗则的长枪虽然放在帐篷里，可是那支枪的枪栓却一直放在他的朗帕（衣襟）里；那‘些米’（眼镜）连开会时，枪也总是背在身上，我们就有点害怕。准备等今年草割完后再动手。”保局长后来对我说：“1960年我在达木萨迦县工作，几个人找到工作组，说是要坦白交代问题。就在副县长席洪典伸手去接他们的‘交代材料’时，一个叛匪一把抓住了县长的手，猛然将他摔倒在地，接着就是几刀，幸亏都未中要害，才保住了一条命。可是一位藏族女翻译，却被另一个叛匪捅了几刀，当场就牺牲了。你别看那些人平时见到你我时，又是点头又是哈腰，他们可时时刻刻也在想着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警惕性千万不能丢啊。”局长一席话让我想起，罗则背的是一支长长的英式老步枪，一到了乡下，不将枪取下来，连帐篷都没法子进去。再说，在乡下工作，成天背着一支长长的枪，也实在是不方便。因此，他一到了目的地，就将枪搁在了帐篷里的矮墙上。幸好我多了个心眼，每次都让他将枪栓取下来，放到藏袍前襟的兜兜里，没有了枪栓的枪，也就成了一根烧火棍。罗则不以为然，还总是笑我胆子太小了。可我的这支汤姆森，虽说不是短枪，还有一点笨重，但它的好处是体积短小，连枪管都是用螺纹连接在枪身上的，随时可以拧下来。那枪也就是一个挎包那么大，我平时就挎在背后，一点也不碍事。一旦有了情况使用起来，比那些带短枪的人，要从枪套里去拔枪还要快得多。我从心里感谢刘书记那次让保局长给我换了一枝好枪。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局长，谢谢您给我换了一支保命枪。”局长说：“谢我不管用，要谢就谢刘书记。也算你命大，那时候局里刚好还有一支冲锋枪。”
案件全部审理结束之后，刘书记临回县时对我说：“将这次的案件侦破情况详细写一个报告，马上送到县里来。”过了不久，我又去县里报帐、领款，并给他送工作报告时，他高兴地告诉我，上次破获巴纳喇嘛复叛的情况报告，受到了地区的表扬，还转发了全地区。只是地区公安处在文件的按语中说：用“乱箭齐发”的方式来侦破这类案件，泄密的几率太大了，今后要注意。
这就是我在巴青十年间，亲身经历过的一次活生生的，有惊无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