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9篇：冰湖上面，用手摇钻探机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6-10 05:40:30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9篇：冰湖上面，用手摇钻探机
很快就要到1959年的元旦了，可三湖还是迟迟没有结冰！大家也只好耐着性子无可奈何地“干等着”。那时候我才亲身体会到了“盼星星盼月亮”的滋味。硬是等到12月28 日，被赵队长派去察看冰情的二号钻机丁机长兴冲冲地跑回来，高声喊道：“好消息，三湖结冰了！”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藏北无人区，人呼出一口气，很快就在自己的眉毛胡子上冻成了冰霜；人们早上起床，刚抬起头，就像一只只的“白头翁”。穿好了衣服再去穿鞋，可毡靴已经被冻在地上拔不起来了。稍不注意，手只要一碰到铁器，便会被粘掉一层皮。但是这种“鬼天气”，在1958年冬天的班戈湖地质队，竟然成了“好消息”！就像它是人们日思夜盼的一位“情人”，如今终于来到了自己身旁。赵队长决定：测量分队29日布置孔位，30日正式开钻！争取1959年开门红！
三湖被严寒冻成了一面蓝幽幽的大镜子，又被强劲的西北风打磨得熠熠发光，煞是好看。我想，若是有哪一位诗人肯冒着严寒来到这班戈三湖，保不定能“冻”出几首好诗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缺乏艺术细胞的人来说，要每天八个小时站在这光溜溜的、海拔4700米的“镜子”上面（若是将上下班乘车的时间也计算进去，刚好就是12个小时），全凭自己的体力来摇钻探机，哪里会有诗人的“闲情逸致”呢？
寒风像一群群野马，呜呜呜地叫啸着，裹带着湖岸边的大量芒硝粉尘，无遮无挡，向人们直扑过来，人们眉毛、胡须上结着白霜；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统统塞满了又苦又涩的芒硝粉。不少人得了鼻炎，不少人得了“红眼病”。那冷风更像是无数把锋利无比的钻子，透过厚厚的棉衣棉裤和胶皮底的棉工作鞋，直往人的骨头缝缝里面钻，让你觉得自己的心脏在颤抖，一点力气也没有，骨髓都快要冻成冰了。可是，你不能够也不敢停歇下来呀。不光是正在钻进的钻机随便停下来有卡钻的危险，而且，你不使劲，只会感到更冷。咬紧牙，使出吃奶的劲摇动那根摇柄，倒好像还要暖和一点点。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穿在身上的棉工作服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薄了。每个人虽说都有一件老羊皮大衣，可穿着皮大衣上机场又没法子干活。钻工老刘，咬咬牙，硬是将自己的皮大衣下摆剪掉了，让它变成了一件“皮上衣”。拿惯了管钳子的手，改出来的衣服，那样子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老刘说：“同志哥，人都快成冰棍了，你们要风度，我可只要温度了。”大家一想，对呀，现在只有傻子才会去讲‘风度’。在这藏北高原的班戈三湖，野牦牛和藏羚羊才不会管你穿的衣服好看不好看哩。不几天，钻工们的皮大衣全都改成了皮上衣。还有就是提、下钻时，盐卤水将棉手套浸得湿漉漉的，一会儿，手套外面就结了冰，弯都打不过来。戴着这冰手套几乎没有办法工作，可是你不戴手套，胆敢用手去扶钻干，去拿管子钳，那你这双手也就别想要了。直到今日，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日子，就会记起我的那位湖南老乡陶铁山。老陶是由空军地勤机械师转业来到地质队的。看到我那双布满冻疮的手，他送给我一双精致的皮手套，那还是他由部队机场带回来的心爱纪念品。
一天两班倒，上午班早上八点干到下午四点，这个班主要是钻工师傅。下午班接班干到晚上十二点，除去几个带班班长，钻工主要是队部的管理人员。
早上天还没有亮，钻工们爬起来，直接拿上铝饭盒，到炊事班的帐篷里舀一点“稀饭”，外加两个黏馒头，使劲“塞”进肚子，然后爬上敞蓬车，一路顶着寒风来到机场，一直要干到下午四点。开始时听说还有人带了个馒头和一壶开水去工地，可等到中午，那牛屎般的馒头，水壶里的热水，统统冻成了冰坨坨，根本没法吃也没法喝。每天连去带回十几个小时，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一直坚持到下班，回到住地才能喝上一口热汤。
我们上的是下午班，每天下午两点钟就要爬上敞蓬汽车出发，四点钟来到工地，接好班太阳就已经西斜，一点点热气也没有了，看上去倒像是一个月亮。七点钟天就完全黑了下来。照明工具就是一只装着小半盆牛羊粪渣渣的大铁盆，拌上一点柴油，就成了“工作灯”。站在三湖那寒冷彻骨的冰面上，一股股寒气像千百条冷蛇透过厚厚的胶皮棉鞋底，直往我的脚心里钻，要不了多久，只觉得浑身冰凉，筋骨僵硬，血脉也好像马上就要凝固了。就这样子，一圈一圈又一圈，“吱、吱、吱”地摇动着钻探机，接着是提钻、取岩心、再下钻。一个“回次”接着一个“回次”（钻具下入钻井、钻进、将钻具提回地面、采取岩心，就是一个回次）。周而复始……这一站就是整整八个小时。等到半夜十二点将钻具提上地面，取好岩心，整理好工具，再急急忙忙爬上敞蓬汽车，一路上顶着寒风往回走。脸上就像有无数把尖尖的刀子在划拉，那老羊皮大衣改成的工作服，也变成了又冷又重的铁块块，脚上套着的两只厚厚的棉鞋里面也像是装满了冰渣渣。回到住地，人差不多就成了一根冰棍，浑身冻僵了，连汽车也下不来了。马马虎虎往肚子里“塞”一点东西，钻进冰凉冰凉的被子，几个小时连一双脚都暖不过来……
那些日子，大家心里就只记住了赵队长讲的一个故事：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七十二师二一四团八连一名普通战士张桃芳，在一次狙击战中，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记录！战后据他介绍的“经验”说，他那时候心里就只有一个目标：已经打死了一个美国鬼子，那就‘再’消灭一个！就是这一个简简单单的‘再’字，让他在零下四十度的战壕里，战胜了饥饿和寒冷，一爬就是大半天！那些日子，我们也就学着张桃芳，心里头也就只剩下了一句话：“咬紧牙，一定要‘再’多打一个‘回次’，上好这一班！”
这就是1958年的冬天，班戈湖地质队员们在冰冻的班戈三湖，用手摇动钻机的真实写照。
距离1959年春节还有 5 天，我们终于完成了三湖的钻探任务！
（在那次冰上钻探中，我坚持了天天上夜班，后来还被赵队长指定带班（也就是当了“班长”）， 1959年初我被评为队上的先进工作者，得到了这一件印有“奖”字的棉毛衫。1960年3月我调到拉萨参加组建西藏地质局，就在拉萨照相馆照了这一张照片。）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那次冰上钻探中，班戈湖队99%的同志都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但也有两个人，一位是原勘探独立团战士，也算是一位“老革命”；一位是地质学校培养出来的11级钻探技术员，算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员”。他们却说：“不要党籍也要离开这个鬼地方！”1959年春节刚过，他们真的不辞而别离开了班戈湖。但是现在让我来说一句公道话，他们二位在1958年的工作中确实作出过贡献。用现如今的眼光来评判，他们的离开，肯定也有值得人们同情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