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12篇：变幻莫测的“云彩，和珍沁那金子般的心”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12篇：  变幻莫测的“云彩”，和珍沁那金子般的心
还记得1962年在拉萨，就是因为三床棉被，我写了一张大字报，也算是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就被一些人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挨了一回斗。现在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我又挨了一回斗，还被戴上了一顶“走资派”的大帽子。
接下来，县里开始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烟塔乡发生的那些荒唐事情，也被定性为“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一路追查下来，因为当时区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家，加上我那样的家庭出身，“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我的头上也就又多了一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大帽子。就连那位对我一直关怀备至的区委副书记老Cao，在和区干部们从县里集训回到高口区的第二天，就忙不迭地召开了一次全区干部——包括供销社、粮站等单位的半脱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旗帜鲜明、义愤填膺地声明，要坚决与我这个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人划清界线！
我心想，Cao副书记，1947年在西北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来也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想来他在部队的表现应该还“可以”，1959年进藏平叛时，他就已经是上尉军衔的炮兵连长，也算是经受过战争洗礼、“修成了正果”的一个人。
自从我来到高口区，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基本上掌握了巴青藏语以后，每次召开乡干部汇报会时，他就让我给他当翻译。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就对他说：“您从来都是让大拉姆当翻译，我刚来几个月，您就不让她干了，只怕拉姆同志有意见。”Cao书记笑着说：“老陈调走了，嘎龙乡的工作组长就是大拉姆，她没有时间住在区里，你给我当翻译，还要干你自己的文书和财经助理员工作，一个人干了三份工作，她哪里会有意见？再说了，给县委的工作汇报她又不会写，都是你在写，咱今后就来个多快好省，传达文件、记录汇报，你也别花时间给我翻译了，省得浪费那时间，你直接讲藏语就行了。工作汇报写出了草稿，再让我瞧瞧。”从那以后，每当开汇报会时，他就坐在办公室里那唯一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一支连着一支地抽着烟，再慢慢地品味着浓浓的茶水。我先将县里发来的文件用藏语翻译给乡长们听，再将他们的工作汇报记录下来。最后我写好给县里的工作报告，请Cao书记过目，第二天我去县里报账领款，给刘书记送工作汇报。那些日子，Cao书记待我还真像是一个大哥哥。所以才有了次登在斗争我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说自己只是一个文书，我听人说区里开会都是你在主持，书记只是坐在一边喝茶、抽烟，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走资派！你这个反动的走资派，今天就必须将没收的刀枪交还给我们造反派！”
可是今天，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呀，Cao书记他怎么就像川剧演员飞快地变了“脸”？莫非人心也像高原天空的云彩，就是如此变幻莫测？难道真的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直到如今，我学会了一点点的上网知识，在写上面这个故事时，就在网上找到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天可度》，我才明白了，其实唐代那些古人跟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心”也是一样的，那就是：“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
但是不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好人还是多。到了1967年5月，人民解放军十一师的军宣队进驻巴青县，高口区来了四位解放军，为首的姓宋，一位连队政治指导员。军宣队经过全面调查，查明那时候我确实只是被留在区里看家，并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我的家庭成分也实在是太糟糕了，他们就模棱两可地给我定了一个“在大是大非中原则性不强”的结论。
那一天，宋指导员向我宣布了那个结论之后，还好心地问我：“给你留下了一个小尾巴，有没有意见？“我立即回答：“我感谢解放军为我主持了公道，留给我的那个小尾巴，正好让我牢牢地记住，我要时时刻刻夹着它做人！”我总算是从那一顶吓死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下面逃了出来，躲过了一劫。
那以后，先是报纸上登出了：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一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基本如此”的“血统论”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成为一些人奉行的“全面的”、“策略的”阶级路线。西藏还从内地 “引进”了这样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更是将“血统论”拔高到了与珠穆朗玛峰“比肩”的高度。我知道，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就在我写这篇小文字前不久，一位笔名叫石头的老师与我在网上交谈，老师问我：你结婚之后，就没有动摇过？说一句大实话，在我没有变成“老鼠”之前，别说“动摇”，我只是衷心感谢上天可怜我这个另类人，赐给了我一个比我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的大恩人——珍沁（其实这并非她的真名。我俩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地生活了44年零四天，2008年7月9日，她面带微笑弃下我，独自一人去了天国。按照巴青的习俗，从那以后，我不能再直呼她的真名。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喊她“珍沁”，翻译成汉文就是——大恩人。）
话归正传。在我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的那一天的晚上，我还真的为我俩的婚姻动摇过。我心想：珍沁的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本人出身是牧工。旧社会时她阿爸被三大领主残酷杀害，自己从八岁起给牧主当牧工，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可如今不仅仅是她自己，就连我俩的那两个宝贝孩子都将会受到我这一只“过街老鼠”的牵连。我彻夜难眠，想了好久好久，我最后咬着牙，流着泪，恳求她同意和我分手，两个孩子全归她。可没有想到的是，珍沁却心平气静地说出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将你关进了巴仁塘（地区设在巴青的一所监狱），我也会去给你送饭！”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呀，却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珍沁那金子般的一颗心！她那一句话呀，更像是一只只由黄金铸成的金钉子，牢牢地钉在了我的心上，今生今世永不忘！
从那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当着中间派。可就是这样子，又得罪了一些人，但那也是后话了。       

蓝河

人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珍沁确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始终和益西老师相依为命，难能可贵啊！

益西索朗

衷心感谢蓝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