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文凭的风波

石建华

                                                               毕业文凭的风波

      1986年春天，《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分校》工业企业管理专科，三年艰苦卓绝的学习，已经进行到最后的尾声阶段，预定的所有课程，终于就要结束了。学校里正在部署安排，马上就要着手进行毕业设计和论文答辩。
　　就在此时，一个从来也未预料的问题出现了。在1986年的3月底，国家教委下达了一个文件，正式下文取消了我们的总校，当然，总校被取消了，分校也就不存在了。
　　据说这个大学的总校，在办校初期，总校的校长曾经向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申请过办学，总的方针和原则曾经向教育部申报过。具体的材料审批等项具体的事情，可能不近完善。也许还有一些该可能，就是因为国家教育部改组为国家教委，由于机构的变化，经办人员的更迭，可能引起资料的散失。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在国家教委，没有找到《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申请办校的备案资料。便怪罪于《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单方面下达文件。宣布《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没有具体履行登记注册，现在国家教育部门正式取消了《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总校》。
　　由于国家教委成人教育三司在86年3月底正式下文，取消了我们的总校办学资格。肯定也就不承认我们的学历。难道说那么我们三年寒窗苦读的结果，就被这么一纸文件，就被付诸东流吗？这个文件顿时激起了整个学校三万多学员的强烈反对。
　　据后来的小道消息证实。当时的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的名义校长马洪。他和当年的国家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曾经是师生关系。他们之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老师的马洪，总看不上当学生的蒋南翔。后来马洪当了国家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蒋南翔当上了国家教育部的部长。马洪和蒋南翔之间的梁子始终没有解开。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在办校初期，马洪对于申报办学，应到教育部备案的规矩是明白的。但他的想法是：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老师办学，还得找学生批准。天下没这个道理。干嘛就非得找你不成。我就偏不找你，还不是照样得把学校办起来。据说当时的教育部还是接受了马洪的口头申请。承认了马洪的办学申请有效。可能是具体的相关手续不尽完善。
　　两年以后。实行教育改革。国家的教育部，改组为国家教委。国家教委建立以后，对以前的办学机构做了清理。可能没有找到有关《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的相关资料。再加上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鹏。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马洪之间。对教育改革的看法不近一致。通气不够。两者之间互不认账。其结果就形成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局面愈演愈烈。最终受难的就是我们这三万多的经管刊大学员。我们的学历问题就成了牺牲品。
　　当时，我在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分校读书的时候，偶尔到学校的办公室交作业本，曾经看到过这个分校83级全体学员的花名册。从这个名单上看，当时有83级的学员300多接近400人。据说还有84级和85级的学员。三期学员的总数加起来恐怕有1200人左右。
　　从这个83级学员的花名册上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分校学员的基本素质是相当高的:70%以上的学员都是科级以上的干部。其中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占全体学员总数的40%以上。党员人数占全体学员总数的80%以上。
　　这些干部学员,在与当时的国家教委据理力争，为了我们学校全体学员的学历问题，积极地想办法，通过各种合法的正常渠道，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们全校的三万多学员开始了紧张艰苦的上访和调查取证工作，为了这件事，我也曾经在1986年10月代表着我们分校的一千多名学员到北京去开过会，到当时的国家教委成人三司走访过多次。
　　我们总校及各分校，已经有两三百人的学员代表，集中到西直门附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围的一家旅馆里。研究着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情况。社会科学院的马洪院长也抽时间会见学员代表。去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大家正在想办法。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全校300多名学员代表，从西直门出发，乘坐地铁和公交车。，为避开闲人的耳目采取分兵多路的办法，乘坐公交车陆续赶到了国家教委大门口。
　　当时按照北京地区的治安条例规定。到北京上访同一问题的。一行不得超过三人。当时我们在国家教委门口，一下子聚起了300多人，把人行道都堵满了。这立刻引起了首都公安方面的警觉。马上在我们的周围出现了上百名警察。警察来了。我们也用不着怕。正好把我们的学历问题，也跟那帮警察进行了宣传。警察们一听是这个事。不一会儿就都收队回去了。
　　不过那些警察们还是很善意地建议我们：你们对外不要说是来京上访的。你们的校长不是还有袁宝华，他不是国家经委主任吗？你们不必非得找教委，主要的目的，第一步是要把问题反映上去。既然教委走不通，还可以找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反映。多渠道地反映问题。可以找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只是不要用上访的办法，也就不用我们公安出面来管。你们学院里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可以以各地区进京汇报工作的名义，到经委等部门去。还有就说是学生想见校长。也可以试试嘛。
　　按照那些警察给我们的提示，一方面。利用学院里的高级干部学员，他们原来与北京各部委之间的业务关系，写信汇报由于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的学历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干部的正常聘用问题，以及影响到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有社会的政治安定团结和谐的影响等。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到各有关部门的上访数量，扩大收集情况的范围和深度。
　　经过几天的走访，意外地了解到国家教委成人三司的一个办事员，由他在经管办理我们经管刊大的事情。取消我们总校的文件，就是由他起草的。而他本人就是一个由小学毕业后，当过知青，当过兵，后来通过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教委工作的。
　　针对文件中有：经管刊大学员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等字样文章，以诋毁取消我们总校的说法。我们就用国家教委成人教育三司这个办事员，从小学毕业生直接读大学的实例，反驳有关我们学校入学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一问题，并且用我们的学院在国家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论文，说明。在经管刊大几年来。广大学员通过学习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于此证明了经管刊大成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更多的学员代表陆续进京，继续到国家教委成人三司反映有关经管刊大的学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改变了以往的办法，在国家教委门口，害怕进不去大门，都在登记的时候，采用看老朋友的办法，写上国家教委成人教育三司的那个办事员的名字。大家都一概咬死，就说是从外地来京，看看老朋友的。一见面寒暄两句后，就直奔主题，谈我们经管刊大的学历问题。同时还虚张声势地告诉他。北京每一天都有三四百的学员，他们随时可能来这儿找你谈谈经管刊大的事儿。
　　弄得这个办事员从86年4月开始一直到87年3月。除了经管刊大以外，别的事情一件都办不成。他的办公室里。同事们都对他有意见。那个办事员就算是在家。也有很多人老被他打电话，都自称是他的老朋友，也是寒暄两句后，就谈经管刊大的学历问题。晚上他回到家里，也有学员代表以老朋友的身份给他打电话，到他家里去座谈经管刊大的学历问题。弄得那个办事员一天到晚，老是处在四面楚歌的局面。也够他受的，
　　苍天不负苦心人，事情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
　　从1986年4月到1987年7月，全体学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国家教委成人三司终于正式下达文件，基本承认我们总校的合法性，要我们全校的三万多学员，在经过抽查工业企业管理学、管理数学、政治经济学全部合格的基础上，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财政与信贷等三门课程。增加了半年的课程时间。
　　这个文件从根本上，维护了广大学员的最大利益，当然也会必不可少地牺牲了一些个别学员的利益。也有个别的学员在增加的那几门课程里的考核不及格。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最后在1988年3月正式取得了由《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分校》和《四川省大专院校高等自学委员会》共同盖章的工业企业管理专科的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工业企业管理的大学专科毕业时间从1986年12月开始计算。
　　不管学习的过程如何曲折，我总算是取得了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文化程度从初中直接过渡到大学专科。
　　我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停课闹革命开始，到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回到城里当工人，上721工人大学，以至最后读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科。从时间上算，整整跨越了22年。人生能有几个22年啊。
　　这22年中很多读书的机会被别人扼杀了，当然也有一些机会是被我们自己错过了。无论怎样，经过我自己的艰苦努力，到如今总可以算是修成正果了。
　　以后再填写表格，在文化程度一栏。我终于能够大大方方地填写“大专”了。
　　1988年春季以后，五冶总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又要评定技术职称了。这一次规定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五年以上的经济员可以晋升助理经济师。
　　请看下一节《晋升助理经济师》

蔚青

拜读，欣赏。感谢分享，祝创作愉快。